文/徐榴堂
冷僻奇诡扫“漆书”
白石老人早年服膺金冬心，临仿了很多金冬心的书画。最著名的就是《石门二十四景册》，从落款到画法，无不酷似金冬心，生、涩、拙、朴、笨一应俱全。在他之前，海派的任伯年、吴昌硕、虚谷也从金冬心那汲取了不少营养，各有发挥而自呈面貌，套用一句学院派的话说：“金农的艺术具有超前的现代性”。然而，最能代表金冬心创造精神的“漆书”，则几乎成了绝响，少有人接棒。
金农“漆书”
“漆书”是金农最负盛名、最有争议的一类书法作品，也是他艺术中怪得最突出的地方。这种类似排笔刷在土墙上的“标语体”书法，视觉冲击力很大、挑衅性极强。其中既有明显的隶书意味，又有浓重的江湖气息。“漆书”之名并非如“射书”那样是作者自己提出的概念，而是在金农逝世百多年之后才被人命名的。
金农能在今天的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是“扬州八怪”的影响力所致；其次才是其以金石入书的方法和在隶书突破上取得的成就。其所创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漆书”，则是其隶书成就上“溢出的泡沫”。
鲁公岂是新嫁娘
金农的书法面目很多，“漆书”只是其五十多岁后的创造。金农早年学颜鲁公，用笔敦厚、粗重，其好友厉鹗说他是“堂堂小鲁公”。他也学过《兰亭》一路当时流行的行书，但写出来的效果却像是“搴帷羞新妇”，自己看着都别扭，于是就干脆脱离了这一路时风。从金农众多的书法作品中，确实看不到婉转流美、类似二王、赵、董类的作品。天生粗头乱服的个性和指腕，决定了他日后的书法方向，即使想别、也别不过来。
金农隶书轴
金农是浙江杭州人，他与同乡丁敬气味相投，结成终生好友。丁敬后来成为浙派篆刻开山之祖，金农亦善篆刻，但被书画所掩。丁敬篆刻一反当时纤巧细腻的习气，风格平正、古朴、浑厚；金农则摒弃当时的流行书风，以粗重朴拙的隶书名世。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搜罗金石资料。金农年轻的时候，就藏有很多金石拓片，引得不少时人观摩，他还为此专门写下了《杨知陈章见过冬心斋，予出汉唐金石拓本二百四十余种共观》一诗。
既然帖类书法学不来，作为天天与文笔打交道的诗人，金农就将书法学习的目标，投向了金石文字、民间雕版。这既是受其师何义门的影响，也是自己书写习性所决定。
青云之路多崎岖
全祖望曾说金农是“畸士”，现代人也认为“扬州八怪”是“畸怪”群体。清代文人与满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八怪的艺术各具特色，形成背景也不一致。八怪之怪更多是“乖”与“戾”，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傲岸独行”、“叛逆精神”之类观念性标签所能定性。相反，这是明代文人个性发展势头的上升余絮与清代社会文化倒退之间摩擦出的火花。所以，这种现象发生在商贾云集的扬州，是商业文化中个性化需求的策动所致。
徐悲鸿用宋画从张大千手里换来的金农《风雨归舟图》
金农自幼家境富足，有条件读书、游学，但未有参加正规科考的记载。从其生平来看，他二十岁从学苏州何义门，拜谒过名士毛奇龄、朱彝尊，后又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些经历都是希望出仕的表现。与常人不同的是，金农不想一步步从秀才、举人、进士渐进，而是希望像何焯、朱尊彝那样通过举荐与“恩科”一步登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取巧的做法，然而取巧又岂是那么容易？
金农不参加科考和后来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落第，是否与其不能写出馆阁“正体字”有关？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金农的老师何焯不仅学问出众、长于金石考据、版本雠校，而且其书法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朱彝尊虽不以书法闻名，但其行书亦是“时体”。金农的隶书，虽也在京城受到刑部尚书张照的推崇，然而，清代科举考试又岂容用隶书答卷？
创新只为不自谋
扬州八怪生前并没有形成团体，也没有这一“雅称”，这一名称出现在书上也是在晚清的事，而且，具体是哪八个人，直到现在都还是个问题。然而，这些人中不管是谁，一旦被这个标签贴中，在现当代就成了“创新型”书画家、反传统斗士。云遮雾绕的扬州八怪既非画派、也非学派，多少像是一种地域文化推广噱头，或者是《故事会》般的民间传说。
在约定俗成的扬州八怪中，真正土生土长的扬州人除了高翔，其余都不是。清代的扬州，先有“十日屠城”之痛，后又成为“销金一锅子”。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盐业商贸，使其富甲东南，商贾云集。正因如此，各地不得志的文化人纷纷被吸引而来，形成了“扬漂”群体，金农就是其中之一。
金农初到扬州时，受到当地关注的不是书画，而是诗。金农也一直以诗人自视，并未料到后来会以书画谋食并流芳百世。金农一生喜欢四处游历，家道中落之后，依旧和几个朋友结伴穷游。先后到过江浙、山东、山西、北京、河北等地，其诗名和书名也随之扩散开来。然而，中年的金农科场失利、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光有诗名能有何用？为了生活，金农最终落脚扬州，混迹于文人和商人之间，倒腾古董、鬻书卖画，直到穷得靠画灯笼、抄佛经混口饭吃，最终孤苦伶仃老死于荒庙。
金农笔下的梅花
我们从一些记载里看到，金农也并非像宋代诗人王令那样从始至终一贫如洗，他也曾有过大笔的银钱收入。郑板桥说他在当时扬州书画名家收入榜上排名第二位，“岁获千金”。但此公生性潇洒，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扬州这个“销金锅子”里连份家当也没攒下。这是艺术家气质所致，还是对待生活不认真？真不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评判，只能冠之以“不自谋”。
金农晚年穷困之时，曾请南京的袁枚代卖手画的灯笼，袁枚的回信载于《小仓山房尺牍》，全文不长，兹录如下：
“三月间芳讯至，属售画灯。适仆在江北弄田，未及裁答，致手书再问。先生笔墨，遗世独立，付烛奴以光明之，真奇宝地。奈金陵人但知食鸭脯耳，白日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乎？旧令尹虽膏唇拭舌，不能担竿而悬诸市，使童蒙求我也。久存许处，虑有所伤，须挈而归之，明珠反照，自怜终胜人怜。新曲四章，如云璈水瑟，从何处吹来？师旷聆音，惟有寒天躅足而已！因幔亭之便，裁书写心。”
请文人好友“担竿而悬诸市”代卖灯笼，这是出于下策的强人所难，金农当时“穷极乱投医”的窘迫可想而知。袁枚回信写得越妙，就越让人感到金农晚境之凄凉。
金农《人马图》所题“荐举博学鸿词”字样
造成金农一生坎坷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他对仕途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一些书画中，不时题写“荐举博学鸿词”字样。更不可思议的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弘历第三次南巡，已经七十六岁的金农居然向乾隆进呈诗表，“欣逢皇上恭奉皇太后銮舆巡幸江浙，民得瞻天睹日，不胜欢忭之至。谨录所业各体诗进呈御览，肃聆圣训……”。他既不能像好友丁敬一样，仿效林逋布衣终生；或像郑板桥、黄慎那样安心做个职业画家；又耻于巴结有权势的人以谋通达，一生处于夹生半调的尴尬之中。金农的“漆书”，也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下产生的。
“漆书”是金农落第“博学鸿词科”从北京回来之后数年间形成的，这种书体与金农前期的隶书面目大相径庭，前期隶书的端庄含蓄，变成了宣泄与诡异，特别是后来用干枯的秃笔“排写”的漆书，让人感到似乎每个字都在声嘶力竭地呐喊。
金农枯笔隶书
清代博学鸿词科举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康熙十八年，实际参加考试的是152人，最终录取了50人，其中36人为江浙籍，录取比例高达33%。第二次是乾隆元年，各地推荐了267人，录取了19人，录取比例仅为7%。第一次的博学鸿词科给了金农极高的期望值，而满腹经纶的他参加的第二次考试，结果无疑是当头重棒。这种被调戏的感觉，怎不令其愤懑？这是其书风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
其二，当时扬州书画的主要消费群体是有钱的商贾，这帮人的审美与喜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画家们的风格走向。金农在字画上题写“荐举博学鸿词”字样有迎合商贾们攀附名士心理的用意，但这显然还不够，还需要将形式改造得更新奇，与当时书法家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吸住买家的眼球。与此相类，民国初期，李瑞清在上海卖字，最初销路也不好，后以颤笔写魏书，一时名声大噪。商人们求新求异，古今中外皆然。
结语
金农的“漆书”，后世褒贬互见。褒之者谓其开拓隶书，辟出新的审美领域；贬之者谓之大失书意、沦入江湖。我们对其生平略加考察之后，对这种书体的产生也就不觉奇怪了。反倒是觉得，他和当代一些书画家的疯魔狂乱相比，要正常得多。
参考书目：
1、金农：《冬心诗集》
2、郑燮：《板桥全集》
3、《美术丛书初集第3辑》
4、黄惇：《金农书法评传》（《中国书法全集（第65卷）清代编金农、郑燮卷（附扬州八怪）》）
5、范正红：《中国书法家全集——金农》
6、丁家桐：《扬州文化丛书:扬州八怪》
7、杨丽丽：《清代扬州八怪》
8、薛永年：《扬州八怪考辨集》
9、袁枚：《小仓山房尺牍》
10、顾大风：《清代中期扬州书画市场繁荣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