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江汉关，见证着武汉的百年沧桑。
从小就在武汉的江边长大，江汉关的钟声，伴随着自己成长，而这么多年生活在这里，对江汉关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那是个报时的钟楼上。直到最近，走进江汉关博物馆才发现，原来这座看着自己长大的江汉关钟楼，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江汉关油画
说起江汉关的起源，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当时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1861年，汉口被迫开渠，1862年，设立江汉关。此后江汉关的办公地点多有变化，直到1924年，这座江汉关大楼落成，江汉关的办公地才正式搬入其中，这么算起来，这座楼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了。
汉口开埠
江汉关博物馆内介绍了江汉关的兴起和发展，这座关口，可以说见证了武汉百年的发展，一个个关于武汉的历史记忆，都在这座钟楼留下了足迹，从汉口开渠，到武昌首义，从抗日时的武汉会战，到解放时为了保全钟楼的努力，甚至是在江汉关钟楼升起的第一面红旗，这座钟楼的历史，早已经和武汉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江汉关钟楼
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内容，便是这座历经百年的钟楼大门上，那“江汉关”三个大字，和这三个字背后的故事。
“江汉关”这三个字，是清末民初的书法大家宗彝所书，民间传说宗彝为了写好“江汉关”这三个字，数次易稿，因为“江”字笔画少，难与繁体字中的“汉”、“关”二字协调，写了好几遍，才写出满意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牌匾，三个字的结构浑然一体，具有汉魏碑帖神韵，铁画银钩，古朴苍劲。
百年江汉关
让我有感触的，倒不是书法家宗彝精益求精的精神，而是他在那个时代不得不妥协的无奈。宗彝其人，是清末举人，毕业于武昌的两湖书院，光绪末年在贵州出仕，到了民国期间，他先是担任代理湖北政务厅厅长，后来又代理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湖北襄阳道尹等职。
宗彝一生，为官清廉，后来定居武昌的时候，因为生活所迫，被迫卖字求生，与武昌“荣宝斋”裱画店订有长期契约，为其书写中堂，挂屏等，获取报酬。但即便如此，1931年武汉遭遇洪灾时，他只能是将武昌的私宅变卖，维持生计。
江汉关历史图
要知道，宗彝的书法造诣不凡，他早年学习颜真卿、苏轼的书法，又喜欢摹汉魏碑帖，融会贯通各家之长，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其字刚柔相济，堪称一绝。除了江汉关大楼的石牌，在武当山的天柱峰上的四个摩崖大字“一柱擎天”，也是他在任襄阳道尹时所书。
武当山上的书法倒是留下了署名
这里要说的故事，是他为江汉关提笔的事，按照当时的文化习俗，书法写成后一般都要落款署名，而“江汉关”三字却并未署名。据说宗彝初写时是有落款的，1924年江汉关大楼即将建成时，在没有通知宗彝的情况下，以突出主楼顶端“江汉关”三个大字及凿刻需要为由，江汉关方面省去了署名。
传说当时江汉关方面担心宗彝不满，还特地设宴招待他，在宴席上当面道歉：“先生书法誉满全国，人们一看便知是你的手笔。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也不是没有署名吗？但人们都知道是王羲之写的。因此大胆省掉落款，请求原谅。”
当时，入侵者掌握着江汉关的权力
宗彝听到江汉关方面的推脱，并没有生气，反而淡然回应对方说：“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不是王羲之写的，而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肖煜写的，这在《山海关志》中是有记载的。书法落款，是书法家照例的事，江汉关建筑高大，情况特殊，为壮观瞻，省掉落款，也在情理之中，无须如此解释。”一番话说得众人感激不尽，一时在社会上传为佳话。
如今，江汉关变成了博物馆
但我看着这故事，心里却不是滋味，当时的江汉关，管事的都是外国人，他们看重的可能是建筑的整体美观之类的，但若是江汉关三字不是中国的书法家所写，而是他们欧洲某个皇室的掌权者，这个署名，他们会抹去吗？只怕不会吧，而宗彝之所以没有坚持，我想无非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已。毕竟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和西方列强争斗的资本，国家羸弱，国人自然也只能委曲求全，放弃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