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字晓峰，一字小陆，号阿道人，又号渭襟，秦安县城郊神明川(今西川乡)人。生于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卒于老家柏崖山庄。
晓峰出身耕读之家。其父安永吉三赴乡试不第，务农之余教子侄功课。晓峰聪颖好学，幼得父训，五岁时就能识检联中的一些字。不尽人意的是，他年幼时兵已频繁，家境贫寒，只能半耕半读。后来竟然因耕废读，一日他与弟弟背粮食路过县城南关，听到私塾朗朗的读书声，不禁痛哭失声，他立誓说：“他日倘有缘，必夜以继日，以补蹉跎。”
晓峰十六岁住其舅家中，才得专一攻读的机会。步入学堂后，他如鱼得水，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在陕甘兵乱数临秦安，人心惶惶的境况下，仍闭门攻读，手不释卷。初应县试获第一名，得知县程履丰赏识，留县署学经史。后又经程履丰介绍，就学于当时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兰山书院。光绪元年8月，陕甘分闱后甘肃举行首次乡试，应试者3000余人，晓峰力挫群雄，获第一名解元。乡试时，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亲临考场，并对同考官预言，晓峰必为第一。试毕填榜唱名时，果然如此，留下了一段佳话。他对晓峰十分器重，称：“秦安安维峻者，真第一流人才也。”并亲笔赠联：行无愧事、读有用书。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晓峰朝考中进士，并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10月，晓峰调都察院监察御史。当时，朝政日坏，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时刻。他为了知已知彼，御侮图存，在关注时局变化的同时，常常研读介绍各国情况的《海国图志》、《瀛环志路》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的时局，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决支持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并充分利用谏官的权利和便利，直言上谏，与慈禧及掌握军政、外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主和派的中心人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短短十四个月向朝廷上疏六十五道。其中后六个月的四十一道奏疏，几乎全是关于甲午战争的谏论。
二十年(公元1894年)7月19日，晓峰上疏《请明诏讨倭法》，指出日本驻军朝野，“亦借以砚中国强弱耳”，“此国家肘腋之患也”，“以臣愚见，自强之策，莫如决战”。7月25日，日寇突然向芽山清军进攻，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他不畏朝廷最高统治者的反对，接连上谏，与慈禧、李鸿章等投降派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其在《劾疆臣欺饰疏》中写道：“臣非不知今日督抚权势重大，言之适以结怨。然不敢不言者，惧辜圣明之恩而蹈缄默之咎也。”
旅大失陷后，北洋海军全部覆没，李鸿章却正加紧卖国活动。京师风声鹤唳，纷纷传说李鸿章勾结总太监李连英，通过慈禧强迫光绪帝议和。晓峰“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思”，在“台谏无一敢言”的情况下，于12月18日夜“取案头纸片草奏”，以“意以命拼一疏，尚可上回天叫，虽死无恨”的赤子之心，“二更从正阳门入”，上了他的最后一疏，即《请诛李鸿章疏》。慈禧见疏大怒，令将晓峰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帝曲意回护，“以肆口妄言，恐开离间之端”为由进行开脱，才幸免一死，但仍被革职发张家口军台(军台乃清代设在新疆、内蒙一带的邮驿，专管西北西路军报文书的传递)效力赎罪。
位卑未敢忘忧国。流放后，晓峰的爱国之情毫无减弱。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俄国以“还辽”为由，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他痛恨万分，在梦中都发出了“此疏纵死必上”的呼声。释归故里后，为防匪患，他又带领村民重修了本村迎恩堡。曾在诗中写道：“国贼计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晓峰忧国忧民，不阿权贵，疾恶如仇，为祖国、为民族不怕杀头和坐牢，得士大夫和人民群众广泛的敬仰和支持。《清史稿》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防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咫，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离京前数日，前往寓所看望之人“将户为之塞”。临行，京师好友在明季忠臣杨继盛故居“松筠庵”为其饯行，珍妃之兄都统志锐亲治印一枚，上刻“陇上铁汉”四字相赠，“京师大侠”王五馈赠车马，并亲为护送，甘肃赴京会试的一些举人以侯乙青、李于错(字叔坚)为首，直送其至张家口。晓峰一到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
晓峰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忧国劾奸、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时人赞“可见公道在人心，晓峰当此不朽矣！”他能文能诗，擅长书法，还是一位有功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学者。在张家口期间，晓峰曾聘请主讲于才书院。谪戍归里后，先在陕西南安书院主讲，后在家乡办学。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补礼学馆顾问，曾在兰州总纂《甘肃省新通志》。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充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校长)于次年9月归里。著述有《谏垣存稿》(4卷)、《望云山房诗集》(3卷)、《望云山房文集》(3卷)、《诗文杂录》和《四书讲义》等，他总纂的《甘肃新通志》80册105卷，乃研究甘肃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晓峰的诗作，反映了其刚直的性格和拳拳爱国之心。《诗文杂录》所辑大多是抒写五年谪戍生活和返归故里的感受之作。
他的文章以奏疏为代表，以《请诛李鸿章疏》最为著名。疏中，他历数李鸿章祸国殃民、挟敌自重的种种罪行。斥责李鸿章平时“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侵时，“其不欲战，固系隐情，”甚至“接济倭贼煤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对我军之粮饷火器，却“故意勒肯之”，对“言战者”，常以“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将一些溃逃的将领，“藏匿天津”。指责李鸿章“不能激励将士决死一战，而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真欲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指出全国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提出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并义正词严地严肃斥责那拉氏和李莲英不该干预朝政，指出“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并提出对李莲英要“律以祖宗法制”，请求光绪帝“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全疏如下：
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大系隐情。及良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米煤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故意勒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蔽。人言喷喷，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御。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淮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
倭贼与邵友涯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亲酋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言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切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唯是朝廷被李鸿章惘喝，不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伏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皇上，并不复知有皇太后，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然，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
用是披肝胆，冒斧钱，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此疏正气凛然，文笔雄豪，语言犀利，其披肝沥胆之赤诚与关心国事的大无畏精神浸渗其中。
字如其人。晓峰的书法以楷书见长，方正为本，从欧体的严正、匀称、庄重、严谨入法，吸收了羲之正书势巧形密、形美流畅的营养，笔法婉俊逸、挺秀柔和，结体肥瘦相称、开张稳重，笔势流畅，笔意灵动自然，写出了“仙鹤转颈”的独特风格。
安维峻纪念馆坐落于秦安县西川镇神明川村
程凯、董晓明文；
王小军编辑配图。